今天，当欧亚大陆那一端的人们已经习惯于作为一个整体处理国际事务、思考国家安全乃至开展日常生活时，大陆这一端的人们也怀着欣羡和憧憬小心翼翼地踏上了自己的区域化之路。然而，十分有意思的是，当代亚洲区域化的实际开创者、坚定支持者和有力践行者并非中国、日本这样的地区大国，而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
千百年来，国际关系领域一直被视为大国竞技的舞台和博弈的棋盘。基辛格在其巨著《大外交》中，曾用深刻而富有历史感的笔触写道：“几乎是某种自然规律，每一个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这在十七世纪是黎塞留领导的“国家至上”的法国，在十八世纪是将均势艺术发挥到极致的英国，在十九世纪是以“欧洲协调”观念维持欧洲百年和平的奥地利，而在二十世纪乃至今天则是美国。可以说，所谓“大外交”，实际上就是大国外交，是大国权力政治的游戏。在大国的眼中，小国不过是他们舞台上的道具或棋盘上的棋子，是权力交易的筹码和政治游戏的牺牲品。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更是将这种观念发扬光大，即认为“大国间的权力分配决定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沃尔兹），小国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这种对于物质力量的极端崇拜导致的是大国之间对于权势的无休止的争夺，由此造成的“安全困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使得国际冲突不可避免，从而酿成“大国政治的悲剧”（米尔斯海默）。然而，通过阅读阿米塔・阿查亚教授所著的《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一书，我们会发现另一幅与此截然不同的图景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阿查亚教授的书中，作为东盟成员国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中小国家，通过社会化交往和互动造就了共同的制度、规范和集体认同，这种制度、规范和认同反过来又建构了这些国家在互动中的身份，身份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塑造国家行为，其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已经成为难以想象的事情，从而形成了卡尔・多伊奇所称的“安全共同体”；同时，已形成的制度、规范和认同以其示范作用通过一定的制度手段和组织方式向外扩展，并为外部国家所接受，此即共同体的“溢出”效应。这表现在亚洲区域化的实践上就是人们所广泛关注的“东盟方式”（ＡＳＥＡＮ ｗａｙ），它包括１９９２年的“东盟自由贸易区”，１９９５年的“东盟地区论坛”，１９９９年的“东盟＋３”体制以及２００１年开始建设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制度框架。“东盟方式”是小国政治艺术和灵活性的集中体现，它的实践和成功经验表明，小国政治的艺术有可能打破“安全困境”和权力政治的怪圈，从而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并且，小国也可以通过制度的力量和规范的作用对大国的地缘政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阿查亚教授所着重论述的“东盟方式”涵盖两种形式的规范，其一是“法律―理性”规范，包括不使用武力与和平解决争端，区域自治与“地区问题地区解决”，不干涉主义，非军事条约和对双边防务安排的偏好等成文的正式规范和准则；其二是“社会―文化”规范，包括基于共同地区文化风格的非正式性、协商、一致、强调私人关系和整体的和谐等一系列明确或暗含的规范和准则。由此我们不难发现“东盟方式”所代表的亚洲文化的典型特性，其中蕴含着高度的灵活性与实用主义精神，鲜明地体现了深谙与大国相处之道的小国政治艺术。
此外，通过对制度、规范和认同的强调，阿查亚教授表明了他对亚洲区域化研究的建构主义立场。正如本书前言中所提到的，从国际学术界来看，关于区域化理论和案例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大多数论著集中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视角，像阿米塔・阿查亚教授这样从社会建构主义的分析框架对发展中世界的区域化进行分析，并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并不多见；从国内学术界来看，本书的出版恰逢这样一个时期，即中国学者对于走出国际关系研究中占主导的现实主义研究方法日益关注，希望在更为广阔而丰富的学术背景下思考国际事务，研究国际局势；同时，从现实政治来看，崛起中的中国已经并将持续作为亚洲区域化的一个建设性的地区角色，因此，了解和熟悉区域主义的“东盟方式”无疑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
最后，作为本书的译者和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一位令人敬重的学者，王正毅教授展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忠实地反映了原著的思想并将之纳入一个更为宽广的研究体系中，从而也使本书更具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
（《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８月版，２５．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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